六經包括哪些典籍(六經是哪幾部經典)

biang 中華百科 2024-12-20 1.1K+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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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史子集包括哪些
古代經學典籍都包括哪些
六經是哪些

經史子集包括哪些

經：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、詩經、尚書、儀禮、周易、春秋左傳、爾雅、孝經

史：山海經、穆天子傳、國語、戰國策、史記、水經注、洛陽伽藍記、貞觀政要、史通、文史通義

子：老子、莊子、公孫龍子、韓非子、淮南子、列子、墨子、荀子、孫子兵法、呂氏春秋、尹文子、新書、法言、鬼谷子、顔氏家訓、素問、九章算術、近思錄、陰符經、周易參同契、黃帝内景經、黃帝外景經、太上感應篇、金剛經、四十二章經、心經、六祖壇經、茶經、樂府雜錄、洛陽牡丹經、棋經十三篇、林泉高緻、搜神記、世說新語、遊仙窟、西遊記、水浒傳、三國演義、紅樓夢、聊齋志異

集：楚辭、六朝文契、唐詩三百首、絕妙好詞、古文觀止、文心雕龍、詩品、二十四詩品、六一詩話、人間詞話、西廂記、窦娥冤、牡丹亭

古代經學典籍都包括哪些

經學典籍的主體——“十三經”

經學研究的核心是被曆代儒者奉為經典的“十三經”，宋明理學雖以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“四書”為重，但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終歸是《禮記》中的篇章，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也在“十三經”之内，因而經學的主要典籍仍為“十三經”所包括。兩千餘年的經學史，大緻是圍繞着這十三部經書的确立、考訂、闡發和注解不斷延深、反複糾辯、曲折發展的。十三部經書是經部典籍的主體，其他浩繁的經部書籍，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著述。因此，了解“十三經”是把握經部典籍的關鍵。“十三經”中各經的大緻情況如下：

《周易》

全文 24000餘字，原稱《易》，又稱《易經》，本是占筮書，後被儒家奉為講究哲理的經典。相傳古代占蔔用的易書本有三種：一種是夏代的易，叫《連山》；一種是商代的易，叫《歸藏》；一種是周代的易，就是現存的《周易》。前兩種已經失傳，而《周易》則流傳至今。《周易》中用‘—’和‘——’兩個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陽和陰；把這兩種符号叠列三層，如三（乾）、三（坤）等，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形式，稱為八卦；用八卦的卦象兩兩重叠，又能組合成六十四卦；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。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辭，每爻有爻辭，分别闡述各卦各爻的意義，卦辭和爻辭是《周易》的經文。許多研究《周易》的學者認為卦辭、爻辭是西周初年的作品，因為它所記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，也有周初的史實，但無後代任何色彩。

除卦辭、爻辭外，還有《彖傳》上下、《文言》《系辭》上下、《說卦》《序卦》《象》上下、《雜卦》等解釋經文的傳，合稱“十翼”。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，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時代。十翼對《周易》經文的解釋未必都能符合原意，因此不能依賴它們去理解正文。

研究《周易》的“易學”曆來有兩派，一派重象數，蔔筮災異，如漢代的易學；一派重義理，闡發思想，如三國時王弼的易學。

《尚書》

全文2500餘字，原稱為《書》，是夏、商、周時代一些曆史文獻和傳說資料的彙編，後來成為儒家宣揚二帝、三王及周公、孔子治道的聖典。《尚書》的内容有所謂今文、古文之分。今文《尚書》為西漢初山東伏生所傳，共28篇。西漢中期以後，又多次發現用周秦六國文字書寫的古文《尚書》。古文《尚書》在漢朝未能立于學官，以緻西晉以後全部散失，現今隻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稱。

東晉時，豫章内史梅赜根據一些散逸的《尚書》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《尚書》25篇，後人稱之為“僞古文《尚書》”。他又吸收了原今文《尚書》，将其離析為33篇，兩者拼湊，以符合劉向、鄭玄校注的古文《尚書》58篇之數，向朝廷呈獻。梅赜所獻的古文《尚書》，收在如今通行的《十三經注疏》本中，它實際上是由今文《尚書》和僞古文《尚書》合并的。因此，現傳《尚書》，隻有今文才是真本，古文則是梅氏僞造的。《十三經注疏》中還有梅赜僞造的《尚書孔氏傳》13卷，說是西漢孔安國解釋《尚書》之作。梅氏編選的這些僞書，直到清代閻若璩作《古文尚書疏證》時才被徹底揭穿。古代對《尚書》的研究，除了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注疏外，宋代蔡沈的《書集傳》也是《尚書》研究的重要成果。

《詩經》

全文39000餘字，原稱《詩》，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分“風”“雅”“頌”三類，其中有廟堂之詩，卿大夫之詩，也有民歌，時代從西周到春秋中葉。春秋戰國時，諸子各家都曾習《詩》用《詩》，但各家相比，以儒家對《詩》的整理水平最高，傳授最成系統，《詩》漸漸成為儒家專門的經典。《詩經》在漢代有齊、魯、韓、毛四家傳授，前三家屬于今文詩學，立于學官，但至魏晉以後逐漸衰亡。毛亨、毛苌所傳的毛《詩》屬于古文詩學，流傳至今，共310篇，其中六篇僅存篇名而無詩文。曆代《詩經》學研究的成就，除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毛傳、鄭箋、孔穎達正義外，南宋朱熹的《詩集傳》，清代陳奂的《毛詩傳疏》、馬瑞辰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、姚際恒的《詩經通論》、王先謙的《三家義疏集》等，成就也較突出。

《儀禮》

全文 57000餘字，原稱《禮》，漢代又稱《士禮》、《禮經》，晉代以後稱《儀禮》，它是現存最早記載古代禮儀的書。《儀禮》成書于東周時期，但書中所載的各種典禮儀式，應在此書之前就存在了。孔子辦私學時，通過對古禮的整理編輯形成了《禮》的教材，禮是孔子講學的重要課程，也是儒學的重要内容。

西漢初，由魯高堂生傳下《儀禮》17篇，在西漢中分為大戴（戴德）、小戴（戴聖）、慶普三家禮學，它們都屬于今文經學，立于學官。1959年在甘肅武威發掘出漢代抄在木簡上的《士禮》多篇，屬慶普傳本，為研究《儀禮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。流傳至今的《儀禮》是由東漢鄭玄注釋的劉向《别錄》本，其篇目與西漢學官的《儀禮》相同，都是17篇，包括士冠禮、昏禮、士相見禮、鄉飲酒禮、鄉射禮、燕禮、大射禮、聘禮、公食大夫禮、觐禮、喪服禮、士喪禮、既夕禮、士虞禮、特牲饋食禮、少牢饋食禮、有司徹等。另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，又有《禮古經》56篇，是古文《禮經》，其中有17篇與今文《禮經》基本相同，另外 39篇漢代稱為《逸禮》，已經失傳。《儀禮》研究，除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鄭注、賈疏外，南宋朱熹的《儀禮經傳通釋》、清人張爾岐的《儀禮鄭注句讀》、淩廷堪的《禮經釋例》、胡培暈的《儀禮正義》，都是較重要的著作。

《禮記》

全文99000餘字，又名《小戴禮記》。先秦禮學家們傳習《禮》的同時，也傳授一些相關的參考資料，這種資料叫作“記”，是對《禮》的内容進行解釋、說明和補充。西漢時《禮經》立于學官，禮學博士在講《禮經》時也選用一些“記”作為輔助教材。東漢中期，注講《禮經》的“記”隻存兩種：一是戴德選輯的85篇本《大戴禮記》；二是戴聖所編的49篇本《小戴劄記》。鄭玄為《小戴禮記》作注，于是傳習它的人越來越多，影響越來越大，這就是流傳至今的《禮記》。由于鄭玄也給《儀禮》《周禮》作注，所以三書并稱“三禮”。

東漢以後，《禮記》的地位逐步上升，這是由于《儀禮》僅僅記載了一些禮儀制度，而《禮記》則更多地論述了這些典禮制度的意義和作用，從理論上闡述了儒家的“禮治”思想，更利于統治者發揮和利用。于是到了唐代，《禮記》從原來經傳的地位升格為正經，并代替《儀禮》進入唐代“五經”。

《禮記》作為一部儒學雜編，内容很龐雜。有不少内容是專門說明《儀禮》的，如《冠義》《昏義》等，這些篇章探讨了制禮的深義，是研究儒家禮治思想的重要依據；有些篇章談到儒家對國家、社會制度的設想，如《王制》《禮運》；有的篇章講人生哲學和道德修養，如《大學》《中庸》和《儒行》；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闡述儒家理論，如《仲尼燕居》《孔子閑居》等；還有講教育的《學記》，講音樂的《樂記》。此外，有不少篇章是雜記各種禮制、禮儀規則及喪服喪事的。除《十三經注疏》中對《禮記》的鄭注、孔疏外，注釋《禮記》較有名的著作還有宋代衛湜的《禮記集說》，清代朱彬的《禮記訓纂》、孫希旦的《禮記集解》。

《周禮》

全文45000餘字，原名《周官》，西漢末年劉歆将它改名為《周禮》。這是一部記述政治制度的書，由戰國時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國的官制為基礎，并根據儒家的政治理論，設計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為全書内容。《周禮》分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六部分，其中“冬官司空”已亡佚，漢人用先秦古籍《考工記》補入。全書記載300多種職官，并對其職掌作了介紹，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實記錄，因此《周禮》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。

據《漢書·河間獻王劉德傳》記載，西漢景帝時，河間獻王在民間搜集到古本《周官》，因此《周禮》屬于古文經書，漢末立于學官。《周禮》除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鄭注和賈疏外，清代孫诒讓的《周禮正義》是研究此書的重要著作。

《春秋》及三傳

“春秋”曾作為東周各國國史的通稱，現存《春秋經》是東周時魯國國史的專稱。它記載了魯隐公元年（前722）至魯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共244年的魯國曆史。孔子曾對《春秋》進行修訂和整理，列為“六經”之一，作為在私學傳授曆史知識的教材。《春秋》經文對史事的介紹十分簡短，全書不過16000餘字，所以分别出現了一些解釋《春秋》的“傳”。

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，西漢解釋《春秋》的有五家，即左氏、公羊、觳梁、鄒氏、夾氏。但鄒氏無師，夾氏無書，實際上産生重大影響的是《左傳》《公羊傳》和《姅梁傳》。《左傳》是一部獨立的史著，在司馬遷《史記》中稱為《左氏春秋》，東漢班固作《漢書》才使用《春秋左氏傳》的名稱。在漢代尊經的情況下，它和《公羊傳》《觳梁傳》一起被視為解釋《春秋》的傳。事實上，《左傳》是參考《春秋》經而作的史著，并不單為解釋《春秋》。西漢時，《左傳》作為古文經，一直在民間流傳，未立于學官，劉歆“治《左氏》，引傳文以解經”（《漢書·劉歆傳》），并力争将《左傳》立于學官，遭到今文經博士的反對，理由之一就是它不傳《春秋》。西晉杜預作《春秋經傳集解》後，才将《左傳》拆開附于《春秋》各條經文之下，合為一書。兩書合并後，可看出《左傳》編年起于魯隐公元年（前722），終于魯悼公四年（前464），比《春秋》經多出17年。合并後的《春秋左氏傳》中還有不少“無經之傳”，則原《春秋》不載而《左傳》有文。以隐公元年為例，經有七條，都有“傳”；“傳”有14條，其中7條是“無經之傳”。

在《春秋》三傳中，《左傳》以叙事為主，而《公羊傳》、《姅梁傳》則以釋經為主，叙事極少，因此後兩傳不能作為史書，而隻能作為純粹的經書來讀。漢代《公羊傳》和《觳梁傳》都立于學官，屬今文經，漢代以後儒者常利用此兩傳發揮自己的政治觀點，因此這兩部經傳，特别是《公羊傳》，在經學史、思想史上也具有很大影響。

《論語》

這是一部記載孔子和他少數學生的言論行事的書。“論語”一詞，最早見于《禮記·坊記》，說明《論語》在西漢以前就已流行。按照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記載，《論語》是在孔子身後由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将平時的記錄彙纂成書的。它在西漢時還被看作是傳、記一類著作，隻作為經書的輔翼。東漢以後才作為正式經書列入“七經”。《論語》全書12000餘字，分20篇，書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豐富的思想内容，是研究孔子及孔門弟子的必讀書。西漢流行的《論語》有古《論》、齊《論》、魯《論》三家，前者屬于古文經學，後兩者屬今文經學。自漢代開始，《論語》就受到高度的重視，曆代研究著述層出不窮，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，還有南宋朱熹的《論語集注》，清代劉寶楠、劉恭冕的《論語正義》。

《孟子》

這是一部孟轲言論行事、包括他和門人弟子相互問答的記錄。《孟子》一書主要由孟子的門人萬章、公孫醜兩人所記，孟子本人親自潤色過，成書于戰國晚期。全書34000餘字，分梁惠王、公孫醜、滕文公、離婁、萬章、告子、盡心七篇，每篇又分上下。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“《孟子》，凡十一篇”。東漢應劭《風俗通義·窮通篇》說：“孟子著書十一篇，七篇為中，四篇為外。”與應劭同時的趙岐認為外書四篇文義膚淺，懷疑是後世僞作，因此他作《孟子章句》隻作内書七篇。後來，趙岐作注的七篇流傳下來，而外書四篇則逐漸亡佚了。在漢代，《孟子》同《論語》一樣，僅被看作是傳、記類著作，直到宋代，才被作為經書列入“十三經”之中，《孟子》一書是最後進入“十三經”的。它反映了孟子系統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曆史觀，其中“民為貴，君為輕，社稷次之”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貴，而明太祖朱元璋則對此極為不滿，他下令删節《孟子》中有關重民内容的章節85條，書稱《孟子節文》，并不準士人學習這些删掉的内容。

對《孟子》的研究從漢代就已開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中趙岐的章句和孫爽的正義是重要成果。此外，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義》則被推為清代注《孟》書中最高水平的著作。

《孝經》

今傳《孝經》1700餘字，分18章，是“十三經”中最短的一部。基本内容是講上自天子、下至庶人等各類人如何行孝，由講孝進而勸忠。《孝經》在東漢時被列入“七經”之一，曆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。

經學者考證，發現《孝經》的内容有些是抄襲《左傳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的。又根據《呂氏春秋·察微篇》中引《孝經》之文，可知《孝經》成書于戰國末期。漢代曾有古文《孝經》，但在南北朝時亡佚。

《爾雅》

《爾雅》是“十三經”中較特殊的典籍，實際上它本身不是“經”，其内容并無經義可言，隻是一部古代訓诂資料的彙編。唐文宗開成年間石刻“十二經”，才把它上升為“經”的地位。後世經學家隻是利用它的訓诂知識來解釋經書。《爾雅》共19篇，全文10900餘字，從它所涉及的文獻和利用的制度、史實來看，它不是一人一時之作，而是雜采幾代諸家的訓诂材料彙編起來的。此書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，漢代經典傳注發達起來後，經過增補才成為現在的狀況。除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郭注、邢疏外，清代又有兩部研究《爾雅》的重要著作，郝懿行的《爾雅義疏》重在對郭注的證實和補充，邵晉涵的《爾雅正義》則從經學的角度對《爾雅》進行發揮。

經學的解經典籍

經學中的正經僅13部，總計字數不過65萬，一部《十三經注疏》才416卷，而曆代解經典籍的數量則要超出數百倍。僅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與《販書偶記》正續編收載的經部典籍就有3900餘部，近5萬卷，這是大緻流存且經著錄的經部書籍，未見著錄者當不止此數，曆代散失的經學典籍更無法統計。因此，絕大多數的經學著述都是解經典籍。

古代解經典籍的體例最為多樣，居各種典籍之冠。一部儒家“正經”，經過曆代學者以各種體例和形式的注解、發揮，産生幾百部乃至近幹部著作，是不足為奇的。我國注經典籍繁富的體例，在唐以前就基本齊備了，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，傳、故、箋、注、說、微、通、章句、條例、集注、集解、集釋、集義、音、解、解說、解誼、通解、疏、講疏、義疏、訓、釋、撰等著作體例在當時都已出現，唐以後基本沿習，少有改變。

傳“傳”有傳述之意。據說《周易》中十篇解釋經文的文字，就是孔子寫的傳，因此又稱《易大傳》，這是注釋正經最早的傳。後世采用“傳”這一體例注解經書的著述極多，就一部經書來說，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，各種傳的内容差别也很大。如《春秋左傳》主要在于論證本事；而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毂梁傳》則主要在于闡述經義。傳的形式也有多樣，有的是照經文一字一句解釋的，如《毛詩诂訓傳》；有的是雜引他說，借經義以證事理的，如《韓詩外傳》。

注“注”的本義是用水灌注，使之暢通。引申為對古書中難解字句加以解釋、疏通。東漢鄭玄曾遍注群經，今存尚有《儀禮注》、《周禮注》、《禮記注》。這種體例經鄭玄推揚光大，成為後來最常見的一種解釋、疏通文義的形式，經部中以“注”而稱的典籍也較多。

說“說”是釋講的意思，大緻以闡說大義為主。“說”的體例起源也很早，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，《易》有《五鹿充宗略說》，《書》有《歐陽說義》，《詩》有《魯說》《韓說》，《論語》有《齊說》《魯夏侯說》《燕傳說》，《孝經》有《長孫氏說》《江氏說》。清人惠世奇撰《禮說》，不載經文，但按經文順序編列，對古音古義疏通說明。

箋“箋”是表識的意思，這種體例由鄭玄首創。鄭玄治《詩》尊崇《毛傳》，如《毛傳》有隐晦不清之處，便記下自己的見解，标識其旁，成為“箋”。在鄭玄《毛詩箋》之後，以“箋”解經的著述曆代不絕，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《毛詩後箋》，會钊的《周官注疏小箋》，萬斯大的《禮記偶箋》，俞樾的《禮記異文箋》，劉逢祿的《公羊何氏解诂箋》，趙坦的《春秋異文箋》，潘維城的《論語古注集箋》等。

解“解”是剖析解釋的意思。“解”這種體例起源很早，春秋戰國時諸子著作中就有解，如《韓非子》中的《解老》，便是解釋《老子》的名篇。後人沿用這一體例來解經，或稱“解誼”，或稱“解诂”，如東漢服虔的《春秋左傳解誼》，賈逵的《周官解诂》《左氏傳解诂》，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

疏“疏”即疏通之意。這種體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時的“義疏”，梁朝皇侃在《論語義疏》的序中分析其特點是“引取衆說，以示廣聞”。到唐代，對于漢人的經解，唐人看起來已不甚明了，于是出現“疏”這種新的注解形式，疏不僅給正文作注釋，而且還給前人的注解作注釋，形成了經、注、疏三個層次。一般來說，疏不違反注的意思，所謂“疏不破注”。唐代官修的義疏稱為“正義”，如孔穎達的《五經正義》及後來的《七經正義》。私人的注釋之作仍稱“疏”，如賈公彥的《周禮疏》、《儀禮疏》。

章句“章句”主要是分析經文的章節，盛行于西漢，為經師講經所習用。先秦古籍，整篇直述，既不分章，也不斷句，後來儒生進行分章斷句，在分章斷句中也表述了對内容的理解，漢人的“章句”保存至今的有趙岐的《孟子章句》，可以從中看出章句的特點。這種著作體例後代也有所沿用，如南宋朱熹的《大學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都很著名；清代則有焦循的《易章句》，任啟禮的《禮記章句》等。

集解“集解”這種體例是彙集諸家之說來進行注釋。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何晏《論語集解》、範甯《春秋姅梁傳集解》是這種體例的代表作，而杜預的《春秋左傳集解》則不屬這種體例，其注釋仍是杜氏一家之言。集衆家之說荟萃一處的方法，不僅有集解，還有集說、集注、集講、集要、集意、集傳等等，被廣泛運用于各種注釋領域之中，數量甚多。以“集傳”而言，宋代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《詩集傳》、蔡沈的《書集傳》、蘇轍的《春秋集傳》等。

豐富的解經典籍是随着經學的發展逐步積累起來的。春秋時隻有“六經”。戰國以後，儒家著述中解釋“六經”大義的傳、記開始興起，《周易》的彖辭、象辭等“十翼”就是《易傳》；《禮》所附的“記”以及《春秋》各傳，都是早期的解經著作，隻是到了漢代才升格為“正經”。西漢時經學家所寫的傳、注等，以闡述經義為主，如《尚書大傳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。但這時有些解經著作則開始出現了繁瑣的弊病，東漢桓譚在《新論》中就記載說，《書經》大師秦延君竟然用十多萬字來解釋“堯典”兩字的含義，這種流弊在以後的解經著述中時有出現。東漢以後，注經典籍逐漸轉向通訓诂、究名物的方向，主要是解釋字義和考證名物制度，發展了章句訓诂之學，出現了像許慎、馬融、鄭玄等有名的注經學者。流傳至今的有《毛詩傳》《三禮注》《公羊傳解诂》《孟子注》等，後世稱為古注。

魏晉以後，随着音韻學的發展，解經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，晉代的徐邈對“五經”都作了音訓，成為當時諸經音注的典範。為經書作音注聲訓的傳統，到唐代有進一步的發展，出現了一批為經文注音的解經典籍，其中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》成就最大，他的音訓做到音與義結合，注一不同的音，即表達一種不同的解釋。全書36卷，搜采漢魏以來凡230餘家而遍注群經，“十三經”中僅缺《孟子》，是因為唐時《孟子》還未進入“正經”。後來宋儒刊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時，将《經典釋文》内容散于各經注釋中，稱為“陸德明音義”。

宋代注經典籍的數量迅增。在南宋時，經學學者将漢以來注解“十三經”的一批重要解經典籍确定下來，刊成封建時代通行的《十三經注疏》。這套注疏典籍中，古注除《孝經》為唐明皇所注外，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，義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的。大體而言，其内容注多宗漢，疏多宗唐，傾向于訓诂名物的漢學，與當時理學諸儒注經的方式迥異。宋儒的解經典籍雖然進入《十三經注疏》者很少，但有不少著述的成就是為曆代學者公認的。例如，《易》注方面，程頤的《易傳》、朱熹的《周易本義》皆有新意，尤以程頤的《易傳》為清代樸學大師顧炎武所推崇。《尚書》注方面，蔡沈的《書集傳》、宋末元初金履祥的《尚書表注》不亞于《僞孔傳》和孔穎達的“正義”，後來學者多所利用。《詩》注，則有歐陽修的《毛詩本義》，往往能探本詩人之旨。《三禮》方面，朱熹晚年所作的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就《儀禮》分章分節，眉目清楚，并引《禮記》内容進行注解，溯本追源。朱熹的《論語集解》和《孟子集解》，雖然重在義理的闡發，但詞句簡明，便于初學，可與何晏的《論語集解》、趙岐的《孟子章句》配合起來閱讀。明代的解經典籍雖然數量不少，但多承宋學，未能有突破性的進展。

清代解經典籍成就輝煌，不僅數量多，而且在許多經學領域的研究超越了漢唐。擇要而言，首先是在對經書的辨僞上意義重大。清代學者萬斯同的《周禮辨非》、《儀禮商》，閻若璩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，惠棟的《古文尚書考》，胡渭的《易圖明辨》，都是當時疑經辨僞的力作。特别是《古文尚書疏證》一書，引經據典，共列128條，一一陳述《古文尚書》的矛盾，徹底揭穿東晉梅頤對《古文尚書》和《尚書孔傳》的僞造，使遺留千年的問題成為定案。其次，清儒的解經典籍幾乎遍注群經，“十三經”中除《禮記》和《毂梁傳》外，每部經書皆有數種新注新疏，這些著述對經文經義的考證和注釋，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達到全新水平。清末學者章炳麟曾對清人解經典籍加以研究，從中選出一批著作定為“群經新疏”，頗有代表性意義。其所列舉：《易經》有惠棟《周易述》，江藩、李松林《周易補述》，張惠言《周易侯氏義》；《尚書》有江聲《尚書集注音疏》，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；《詩經》有陳奂《毛詩傳疏》；《周禮》有孫诒讓《周禮正義》；《儀禮》有胡培暈《儀禮正義》；《左傳》有劉文淇《左傳正義》；《公羊》有陳立《公羊義疏》；《論語》有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；《孟子》有焦循《孟子正義》；《孝經》有皮錫瑞《孝經注疏》；《爾雅》有邵晉涵《爾雅正義》、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。這些著述可以大緻反映清代經學研究的水平。此外，清人還對經書注釋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，康熙年間由納蘭性德刊刻的《通志堂經解》1860卷，由徐乾學、何烽主編，編者收集了唐、宋、元、明人關于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《春秋》《三禮》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解經典籍146種，其中尤以宋元諸儒著述居多，收羅宏富，頗多罕見之本。此外，清儒還對當代的解經著作進行總結，如阮元所編《皇清經解》和王先謙所編《皇清經解續編》。